北京市一名知名民间社会组织负责人近日因涉嫌寻衅滋事被警方带走，引发了广泛关注。虽然该人士已经获得取保候审的处理方式，但是这种措施在当前中国司法实践中依旧备受争议。
对于犯罪嫌疑人而言，取保候审可以避免其无限期地羁押、逃匿或受到肆意刑讯等不当待遇；同时也使其能够回归家庭和工作岗位，并及时向有关机构说明案情真相。从这个角度来看，“取保”显然更符合国际上规定的基本权利标准。
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放弃自由”的代价往往高昂且漫长。首先需要缴纳数额巨大、甚至超出实际承受能力范围的“官金”，之后还要接收监管部门24小时全天候地进行提醒、约谈和检查等各类活动；如果违反相关规定，则可能立即被转入指定场所重新羁押。“呆在家里比坐牢都难受”，成为众多“取保者”的普遍感悟。
此外，目前我国《刑诉法》第六十四条明确规定：“以其他方法达到同样效果并不影响调查”。那么为何仍存在如此多案件选择采用传统模式下落网？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现行制度下对证据获取环节偏重技术性手段而非程序性手段（如证供分离）导致主观恶意侵害风险极高——最常见问题包括未必顺序使用询问笔录和尸检报告两项核心材料；未按流程记录信息来源及时间节点导致数据可信度存疑等问题。除去以上操作失误或敷衍应付现象外，《勤政书记》作者王卓青曾直言：“以任何理论推断出‘他’肯 ‘交代’罪行, 一般只有三种: 果真干了; 不干, 被迷惑 或 特殊压力。”通过停止打压辱饭盘子二元结构、“软硬功夫”配合运用、“乡愚文化”根深蒂固三方面改进治理模式，则可以有效防范错误冤错案件频生之忧。（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