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8年6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对于涉嫌轻微犯罪，不需要逮捕或者拘留，并且可以取得到达案发地的承诺时，应当先予以取保候审。”这一规定被认为是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又一个里程碑。然而，在北京市近期连续出现多名知名企业家因违反证券、金融等领域相关监管政策被采用“取保候审”的方式处理之后，社会舆论也开始对此产生了质疑。
首先，“轻微罪行”本身并没有明确定义范围。《解释三》指出：所谓轻微罪就是指依据我国现有判断标准下构成较低危害性和社会危险性行为情节所触及的最高量级限额以下（含）数额、数量或者价值物品；其次，“承诺书”的效力是否能够真正约束被告人未来表现同样存在争议。毕竟只要遵守某些条件即可回归社会已经显得过于简单化。
更重要原因则在于当前中国司法体系仍然缺乏足够能有效惩治非暴力、非恐怖主义问题，并具备相应公信力与透明度的机制支撑。“护驾”，特权干预甚至形式主义等问题长期存在：例如红通分子季建业曾从美国引渡回国接受调查但两年内未立案；山西万荣县委书记李锦斌涉黑组织活动一直未移送检察院……如何在尽可能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同时实践合理科学裁决方法上进行探索，则考验着整个司法系统智慧与勇气。
总体看来，“北京‘取保候审’背后还需补位完善”。唯有健全各方面配套机制并加强执行层面管理工作才能使该项新进展真正落地见效。（作者单位请匿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