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罪魁祸首”：探析刑事共犯的认定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犯罪手段日益复杂多样。在打击犯罪过程中，除了对主要作案人采取相应处置外，还需要对协助、教唆等其他参与者进行惩戒。这时候就需要考虑到一个关键问题：如何确定刑事共犯？
所谓刑法规定的“共同实施”的行为方式指两个或以上人明知他人正在实施某种违法行为而予以帮助、引导或纵容等形式参与其中，并且起一定推动作用，在合理范围内预见其可能造成后果并表示接受，则认定该被告构成了此类情节之一。
但具体来说，“怎么算是‘重要角色’？”，是否存在时间上先后顺序限制呢？面对这些绕口令般的专业术语和深奥概念，《中华民族》特别邀请四川省高级检察院剖析相关问题：
- 具体衡量标准
从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妨害公务若干问题适用法律意见》第三条可以看出：“有组织地阻碍司机驾车”的现象已属于妨害公务；然而如果只针对其中某一个涉案方做处理显然无效——因此需根据当场证据加工调查核实真相。
比如A向B提供贿赂款项获取利益分配权（即前述 “帮助”），则按道义伦常观点视之也许恶性程度更大；但如果考虑B本身拥有决策执行职能使得他/她影响力较强（即前述 “重要地位”）则优先列入扣押名单并予以轻微增加惩戒力度。
- 是否必须同时在场？
从立功对象分类原则上看，“未直接参与制造紧急状态或致损毁结果”，仅通过电话传达信息支持他们活动进程者不能视同构成联合正义侵权责任, 而是由其背离基本价值观念间接促使事件产生 —— 因此肇事方错失修正错误机会可自愿获得缓解; 相反, 若消息发送端曾尝试防止甄选流氓暴乱演变趋向极端格局却遭遇压制 (例如学雷锋运动), 还将被政府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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